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 马伯庸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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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洪　宇

曾写出《长安十二时辰》《风起洛阳》等热剧的畅销历史作家马伯庸在方志和杂记的故纸堆里，翻出了六个跌宕起伏的小故事，写成了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一书。其中“丝绢案”这个故事近期被改编成了电视剧播出，然而，电视剧剧情却与原著记录的真实历史发生了较大改动。真实的历史上，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“学霸”为民请命，百姓欢欣鼓舞的“大男主爽文”。

“丝绢案”是明朝隆庆年间，徽州府的算术天才帅嘉谟无意中发现了本县百年来一直交的一项“人丁丝绢”税，本该是由六县同担，但歙县却当了冤大头独自承担了这项税目。

“学霸”帅嘉谟发现税务问题后向上呈文，得到县里支持，并由知县接过大旗向上申明。而徽州府本想把问题拖没，但到了万历年间时局变化，这件案子突然被重视了起来，此事一路闹到了南京，由徽州府发起的公文大辩论，变成五县与歙县之间的公案斗法。几个回合下来，官民之间产生了隔阂，激起了民变、自治、暴乱、擅截文书等事件。

一起陈年税案，竟让江南不稳。最后，朝廷用中庸之道处理了这笔冤税，而带头闹事的“学霸”和各县刺头则受到惩处。

电视剧中为了塑造帅嘉谟带有“自闭”倾向的算学天才形象，而衍生出了丰宝玉与程仁青两个形象。丰宝玉将书中帅嘉谟求功名有私心的一面继承，而程仁青则将帅嘉谟“诉棍”的身份以及深谙官场人情世故的一面继承，共同推动这件案子的发展，并将往来文书变成公堂交锋，将问题集中在退休乡绅的隐田上。大大增加了围绕在主角身边的戏剧冲突，但却削弱了那些历史配角的大显身手，隐没了大明基层的人民群像。

在真实的丝绢案中，“学霸”帅嘉谟是一个“挑事”者，但“平事”的过程却是另一部分人的集体努力。书中描写的是整个徽州六县的基层生态，描写的是大明朝的官场势力，是想在事件中分得一杯羹的那些小民的抖机灵，描写的是在一环扣一环的决策中民意的失控。这让书中的帅嘉谟不得不成为一个事件的推动者，而不是围绕着他个人身世层层解谜的主角。

本来皇帝圣旨一下此案就可宣告结束，然而其他五县则不敢相信圣旨一句“均平”就把大家的努力抹掉了。这让五县百姓、乡绅积压了火气，一时间议论纷纷，但毕竟是圣旨，如果这时徽州府趁机安抚，或许五县也就接受了这个哑巴亏，此时帅嘉谟却蹿出来了。

帅嘉谟本来怀揣着乡宦赞助的资金去南京运作，圣旨下来后，他认为自己圆满完成了任务。于是，从这笔赞助费中抽走了一部分给自己弄了一副象征着荣誉的冠带。帅嘉谟想的是自己为民请命八年，如今大功告成，荣归故里戴个冠带没毛病。歙县的老百姓也是这么想的，便有了帅嘉谟回歙县全县百姓敲锣打鼓迎接的盛大欢迎仪式。

但其他五县的民众看到这些全都气炸了，他们和歙县对抗了八年，结果让人家占走了便宜不说，还敲锣打鼓地得瑟。五县人民的怒火被彻底激发，婺源县的代理知县本要进京述职，但被上千民众围在了县衙，要他出方案向上面反映，如果不答应就不放人走。而新知县被徽州府派去上任的途中，先是被当地愤怒的群众拦住，向他递交“抗议檄文”声讨歙县籍户部尚书殷正茂，甚至要兴兵诛杀帅嘉谟。这份抗议，给了新知县一个下马威，那样要吃人的态势让新知县恐惧不已。等新知县到了婺源县，却发现这个县在乡民和乡宦的支持下自治了，成立了一个具有行政性质的“议事局”，并竖起了大旗。

隔壁的休宁县则更过分，直接攻下了县衙门，挟持了知县，把持了各种要道拦截过往文书，更是用县太爷的大印向各省发送讨伐歙县的求助文书，使得江南一地的乱象尽人皆知。本来事情可以告一段落时，帅嘉谟推了事件一把，让事情变得更难以捉摸，而促使帅嘉谟这一推的原因则是来自他个人的私心，以及民心的逐渐失控。这一切并非马伯庸为了增加冲突而虚构的剧情，而是历史中真实发生的事情。马伯庸搜罗各种地方日志、文书与民间杂记还原了这场历时十年之久的闹剧。

马伯庸在序言中有这样一个比喻，“柳宗元的《捕蛇者说》为什么名扬千古？因为他没有泛泛地感慨一句‘苛政猛于虎’，而是先细致地勾勒出了一个百姓的真实生活状态——抓到了蛇，便弛然而卧；抓不到，就要被悍吏骚扰。读者们看到这些细节，自然就能明白为何他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抓蛇。”

中国历史数千年，纸上、碑上、竹简中刻画的都是那些大人物的故事，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达官贵族，他们的生活痕迹在浩如烟海的史书中经常出现，甚至成为历史的主旋律。而在历史的夹缝中，我们能看到是众多百姓的生活共同创造了历史，他们也在历史中摸爬滚打过，绝境求生过，安贫乐道过，只是不曾被人看到或被他人的光芒遮住了。（洪　宇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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